配资导航红军根基在南方，毛主席为何选择北上抗日？事后才知伟人高瞻远瞩

1934年深秋，湘江两岸枫叶正红，红军却身陷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血色漩涡。短短几周，数万将士殒命江畔，赣南井冈苦心经营多年的根据地眼看难以为继。如何突围，向何处去，成了摆在中央面前的生死抉择。就在这时，毛主席一句“路在脚下，向北走”划开了新局。很多人不解：自家班底几乎全是南方人配资导航，群众土壤也扎在湘赣闽，为什么非要翻雪山、过草地，一门心思要到北方？

回头看看近代政坛，清末以来的“风云人物”大都生于南方。二十位开国将帅，十九位说的是客家话、湖湘话、川音或吴语。辛亥风雷在广东打响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鲜血比珠江水还要炽热。随后国民政府建都南京，蒋介石用的是“宁汉合流”，把权力重心牢牢钉死在长江以南。按常理，红军若要扩张，在南方打游击、积蓄力量似乎更顺手。

然而，历史的棋盘不只讲地缘情面，更考验大局眼光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的枪声划破北方夜空，日本的铁蹄一步步碾来。华北危急，东北已成“伪满”，天津、平津风声鹤唳。蒋介石却在庐山一言定策：“攘外必先安内。”他重兵南调剿共，北线却任敌驰骋。此消彼长，北方的失衡日益加剧。

毛主席的考量远不止“躲开蒋军”这么简单。首先是地理。南方山多田少，纵有深林密竹，也难以长期屯兵百万。陕北、晋北虽黄土漫天，却地势高亢，易守难攻，适合建立稳固后方。其次是社会构成。北方农民占比高，土改呼声强烈，共产党提出的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在这里更具号召力。再者，北方距离日本侵略锋线更近，抗日情绪炽烈，一把火就能点燃群众力量。试想一下，若红军始终留在南方深山，怎能把抗日救亡的燎原之势顶到华北平原？

1935年5月，金沙江畔波涛汹涌。红军用木船夜渡，摆脱川滇重围，北上的大道终于打开。两河口会议定下“向北走，去苏区”的大方向；紧接着懋功会师，红一、四方面军握手，队伍更为壮大。那一夜的篝火旁，周恩来说：“北去，是背水一战；北去，也许是唯一生路。”毛主席沉吟片刻：“不止是生路，更是民族的出路。”寥寥数语，却给这支疲惫之师注入了新的灵魂。

北上的征程谈不上浪漫。翻夹金山雪深及膝，过草地碱水灌靴，饥饿、伤病、飞鸟不落的沼泽，几乎每天都在撕扯意志。可正是这一路艰险，让红军与苦寒北地的劳动大众血脉相连。进入甘孜时，地方百姓看到红军纪律严明，买卖公平，纷纷用青稞、牛羊接济；到哈达铺查阅报纸，得知刘志丹、谢子长在陕北点起红旗，中央当即拍板：去陕北！

陕甘宁边区的选择有三重妙处。一是远离国府主力，蒋介石鞭长莫及；二是扼守黄河天险，便于防御；三是靠近苏联，从国际上获得援助更为便利。1935年底，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合，整编为陕甘支队。此时蒋介石仍忙着围堵，却没料到自己在北方的军阀旧部张学良、杨虎城正暗中酝酿“逼蒋抗日”的西安兵谏。

1936年12月12日凌晨，西安城头枪声突起。张、杨电告各方：“盼委员长改组政府，停止内战，共抗外侮。”蒋介石被扣押，连夜与周恩来磋商。对话只留下一句传闻——“先生，抗日乃国人共识”，蒋无言以对。兵谏促成国共再度合作，红军摇身一变，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，正式公开北上抗日的旗号。